与香港有关的那一场梦

时间: 2024-10-26 08:02:29 |   作者: 树脂拉链系列

  在美国，张爱玲一直努力写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前后写了八年。不料拿去出版社。美国人看了说，这些故事和《红楼梦》一样细节太碎了，而且49年以前的中国不是应该很糟糕吗？美国人只想看猎奇故事。

  小说无路出版，日子却得过。为了生计，张爱玲给香港电懋公司写剧本，是电懋的头号编剧。当时电懋热衷于拍摄西化时装剧，正是张爱玲拿手的趣味。处女秀《情场如战场》一经上映，叫座又叫好。1961年9月，张写信给朋友说要回香港，一是想写东南亚的故事，正好在港住一段时间，找找素材；二是手上重点准备的剧本，必须跟电懋的宋淇当面谈一谈。

  众所周知，张爱玲一生痴迷红楼，语言风格、苍凉底蕴受其影响颇深。电懋拍《红楼梦》没让红学家宋淇接手，而让张爱玲出马，自然是出于极大的尊重和认可。为了写好这部剧，张爱玲也是拼了老命，经常写到半夜眼睛充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这件事说：“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

  然而，张爱玲为《红楼梦》剧本付出如此巨大的心力，到头来电影却胎死腹中。她怎么也想不到，在创作之外，还有更大的力量恍若一双看不见的手左右着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命运。更加让她想不到的是，一年后，她根据《呼啸山庄》改编的剧本《魂归离恨天》再次成为一纸废稿，卖给电懋的《一炉香》也未能如愿开拍，连她的编剧生涯也画上一个仓促的句号。

  19世纪末，宁波人邵玉轩前往上海淘金。他为人谦和、商业智慧超群，短短几年，就创建起名为“锦泰昌”的颜料坊，生意颇为红火。繁华洋场，那是东西接壤的地方。一次，邵玉轩与朋友出游，朋友说要带他看个稀罕玩意儿。

  虽然是默片，但白布上的山水变幻，给邵玉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商人的直觉告诉他，如果靠这个卖钱，一定赚得盆满钵满。他哪儿能想到，半个多世纪后，几个儿子不仅赚到了钱，还铸就了中国影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光辉。彼时，邵氏片场雄踞香港清水湾宝地上，无数的梦幻与星辉都从那里飞升，影响一代人青春记忆的故事，都要从那里说起。

  可惜邵玉轩没能看到那一幕。1920年，他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而在病逝前，邵玉轩命大儿子邵醉翁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收购上海“小舞台”剧院。这家法租界的娱乐场所经营不善，年年亏损。做过律师和金融的邵醉翁正愁没有用武之地，很快将其收购，并改名为“笑舞台”。

  接手“笑舞台”后，邵醉翁大刀阔斧地改革，专心经营文明戏，很快就收割了一波观众。然而，20世纪初，几乎一夜之间，上海就冒出了十几家影片制作公司。随着电影剧院的扩张，更多人的兴趣都被外国片给吸引了过去。眼看“笑舞台”观众流失，邵醉翁便去找懂行的人请教电影制作，一席话下来，发现这有何难的：这种东西，我也能拍嘛！

  1925年6月，邵醉翁携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意思是要坐头把交椅。企业成立之初，便奠定了日后邵氏影业的经营基调——彻头彻尾的家族企业。邵醉翁当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村人做会计、编剧，三弟邵山客做发行，至于家中最小的男丁老六邵逸夫，还是个中学生，公司的事还轮不到他掺合。

  因经营过“笑舞台”，邵醉翁深谙民众趣味。那时候，上海很多制片都看齐国外，拍得非常“洋气”。邵醉翁将市面上的影片分析了一通，立马开辟出一条新路子，拍一些宣传“旧道德、旧伦理”的电影。果然，第一部精心策划的电影《立地成佛》一经上映，就炸了半个上海滩。邵醉翁趁热打铁，拍了一系列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京剧唱本的影片，讲江湖恩怨，宣善恶因果。上海市民看了，无不拍手叫好。“天一影业”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大量增聘明星，其中就包括在《明星日报》中摘得“影后”桂冠的胡蝶。

  十里洋场，自有其蛮荒气息，率先占山头的人，都想当皇帝。最早拍片的“明星影业”雄踞影坛多年，在邵醉翁经营文明戏时，就已一骑绝尘。现在一看，嗬，天一天一，天下第一，你小子这野心，是要跟我争老大啊？尤其负责发行的董事周剑云，眼看邵醉翁连连改拍民间故事，靠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撼动了“明星”的地位，便想着事不宜迟，赶紧压制。

  纵横捭阖那点事，老祖宗自打春秋战国就没闲着。要扼杀天一，还不跟玩儿似的？彼时，“明星”体格最大，多家影业都依附其下，多少要看它脸色。周剑云迅速召集“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华剧”五家公司，架构出一张密不透风的发行网，一起“天一”拍摄的影片。师出无名，总得找个说法吧？邵醉翁为了卖座，拍过无数口味低俗道德守旧的作品，正好授人以柄。六家公司以“保护国产电影”为名，一同打压天一。

  果然，发行网一断，邵氏的电影就被废掉了双腿。没有自己的院线，光靠着“笑舞台”剧院卖钱，还不够片子回本儿的。“六合”死咬着不放，大有斩草除根之势。在失眠了无数个夜晚后，邵醉翁将弟弟们找来：“树挪死人挪活，上海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我们就去别的地方！”

  邵村人问他中国唯上海影业繁华，哪儿还有容身之所。邵醉翁说，眼光看远一点，世界之大，又不是只有中国有华人。香港、南洋都有同胞，六合再厉害也管不到那里去。我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下南洋。

  那时，老六邵逸夫羽翼未丰。大哥还让他在公司干基层，一面做后勤一面学摄影。邵氏的历史舞台上，他不过暗角里的剪影，轮不到他说话。为保全天一命脉，老大邵醉翁与老二邵村人留守上海与“六合”周旋，以守住拍片阵地，由做发行的老三邵山客去往南洋，开拓新市场。

  而当时看不清牌局的邵山客，那孤身漂洋过海的心情，就像春寒下的烟雨一般潮冷。他完全不知道航线尽头，等待自己的是福是祸。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沦陷。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滩摇摇欲坠。山河破碎下，大批影人辗转去往香港，为保全公司命脉，邵醉翁让二弟村人留守上海，独自带着“天一”的骨干力量来到九龙半岛。

  在九龙设厂不久，邵醉翁就干了件大事，拍出中国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电影正式宣告中国默片时代结束，几个月下来，票房直逼百万，很快帮天一在香港站稳了脚跟。而《白金龙》的诞生，离不开一个人的功劳。那就是邵逸夫。这时的邵老六，早就不是那个摇摄影杆的中学生了。甚至连邵醉翁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弟弟心中怀揣着一个如何巨大的梦想。

  遭“明星”打压后，邵山客抵达南洋寻求生机，他发现，新加坡当地不少戏院虽然跟“明星”签了合同，片源上却没办法保证。更别提乡下，多的是想看电影而不得的村民。当时去南洋淘金的华人，许多都来自福建、广东，他们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有着别样的感情。相较于“明星”的洋片，“天一”的影片更能迎合他们的情绪，激发他们的怀乡之情。

  就在邵山客准备以乡镇为突破口打开市场时，邵逸夫毕业了。经过慎重考虑，邵家老六决定放弃考大学，远赴南洋，帮三哥拓展事业。为帮“天一”建立口碑，兄弟两人搞起流动放映，靠着一辆放映车走村窜户，在新加坡的乡镇间流浪，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一点点将新加坡的乡村阵地啃下来后，邵逸夫又孤身前往东南亚别的地方，靠流动放映机把发行网建了起来。

  时至1930年，“南洋邵氏兄弟公司”正式挂牌。他们不但自建发行网络，还跟新加坡首富搞好关系，拿到了多家戏院的经营权，紧接着收购负债游乐场所。短短四年，邵氏兄弟便独占四十多家戏院，成为新加坡娱乐业的大亨。

  正是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为采购有声电影的拍摄设备，邵逸夫穿越半个地球，去往大洋彼岸，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造梦工厂——好莱坞。

  这次远行对邵逸夫的冲击是巨大的，他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会有如此完整、发达的电影体系，庞大的电影城和成熟的制作令其瞠目结舌。所以，回到香港，《白金龙》问世之时，邵逸夫并没那么兴奋。盘踞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始终是那座巨城的影子。他多么希望中国也能有一座造梦工厂。

  《白金龙》上映后，南洋邵氏兄弟的事业依旧红火，身处香港的邵醉翁却碰到了人生中的高山。1936年6月29日，“天一港厂”库房突然失火，幸亏当时是白天，员工都在，火势很快就被控制，损失较小。不幸两个月后，又一场大火扑来，直接将邵醉翁多年的心血烧成一捧焦土，“天一”就此付之一炬。显然，连续两场大火，背后一定有人。眼看10年心血毁于一旦，邵醉翁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一病不起，只能回到上海疗养，从此一蹶不振。

  随后，二弟邵村人到香港主事，力图重振家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片场毁了，人脉和发行网还在。没几年，邵村人就把新挂名的“南洋影片公司”搞得有声有色。不幸的是，事业刚到上升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香港，不久后，南洋也沦陷，非但邵村人的“霸业”化作一场春梦，连“南洋邵氏兄弟公司”也是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为了活下去，邵村人只好行韬晦之计，低调行事。待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准备大干一场时，香港电影江山割据早已是另一番景况。无奈之下，邵村人只好依附于更大的影业存活。

  经过重重困难，直到1948年，老二的“邵氏父子”才在香港挂牌。可惜他是做会计出身的，不像大哥邵醉翁深谙市场和艺术，拍起电影来畏首畏尾抠抠索索，始终不愿意冒险，几年下来，没有一部叫得响的作品。而当时的香港，早就是群雄并起之地，各家影业都抢着出风头，保守拍片的策略哪能长久？越到后来，邵村人索性对拍片失去兴趣，开始转向地产，大肆收购戏院，甚至兴建了一座20多层的“邵氏大厦”，最后以上亿的高价卖出。

  远在南洋的邵逸夫一看，心说二哥这不成啊，大哥未竟的事业留给你来做，电影不做了，跑去卖房子？以后回上海，怎么跟大哥交代？

  一开始，邵逸夫只是给二哥写信，提醒提醒邵家的初心。可惜邵会计实在对拍电影提不起兴趣，只想经营他那一摊子生意。邵逸夫见状，最后跟三哥邵山客摊牌说：“不能让邵氏的事业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走下去了，要是三哥你没意见，我就回香港主持大局，一定要让邵氏电影这块招牌亮起来。”

  邵山客心里很清楚，老六早就今非昔比，因为有他的帮助，“南洋邵氏兄弟”才能独占上百家戏院，成为娱乐霸主。放眼望去，也只有他能担起这份责任。很快，邵山客就给二哥写了封信。而在回信中，邵村人表示，如果六弟逸夫愿意重振邵氏影业，自己必定倾力相助。

  第一件，是找他二哥买地。出于打造“东方好莱坞”的设想，邵逸夫决定先造一座属于邵氏的影城，张口就问邵村人要了80万平方英尺的地皮。邵村人听完都傻了：“你要那么大的地做什么？”邵逸夫笑道：“这还不算大，你去看看美国好莱坞影城，那里面坐车都要几个小时呢！”

  买下地皮后，邵逸夫立即投钱打造影城。那时清水湾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待到1958年时，一条宽阔的公路将它与繁华都市连接起来。此后多年间，无数的建材、人才、奇思都将通过这条路抵达邵氏影城，无数的幻梦和故事又从这片日渐肥沃的土地上启程，化作一个时代的记忆。

  “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成立后，邵逸夫开始四处网罗人才。当时香港最大的敌手，便是上面提到的电懋。电懋资金雄厚，经营理念先进，要想跟它掰手腕，没人怎么能行。邵氏大导演李翰祥在《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提及，邵逸夫刚到香港，本想请几个明星大腕去清水湾别墅吃饭，请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宴会上别说大腕儿，就是一般般的明星，也不见得赏脸到场。

  彼时，电懋旗下最大的影星，便是林黛。早年林黛曾与邵氏有过合作，鼎盛时期，但凡她参演的电影，无一不红透半边天。但因邵村人舍不得花更多钱，林黛便转投电懋，不久便成了电懋的台柱子。邵逸夫一心想把林黛挖回邵氏，而电懋为守住林黛，几乎隔断了她与外厂的一切联系。费了好大一番功夫，邵才把电话打到林黛家里。知道她在湖南生活多年，特意邀她去川湘菜馆见面。一上来，邵逸夫就问：“要是邵氏给你开出电懋两倍的片酬，你愿意回来吗？”

  邵逸夫也笑：“如果这不是玩笑呢？”林黛想也没想便说：“如果能开出两倍片酬，我自然愿意为邵氏拍片。”邵逸夫再确认了一次后，不等林黛反应，直接从包里取出一份合同，一切条件满足，递到林黛面前，请她签字。林黛完全没料到邵有这般手段，话也出去了，当场便签下了那份合同。

  对于电影公司而言，策划、宣发、监事是很重要的职务，要想邵氏成为巨头，这个关键人物的选择一定要慎之又慎。起初，邵本想找老友帮忙，老友听了说：“我年纪大了，不适合干，我推荐一个人，一定能帮你打天下。”

  邹文怀是做记者出身，还在高中时，就自办报纸，公开售卖。毕业后去过好几家报馆，精于宣发。邵逸夫第一次见他，什么话也没说，先拉去看邵氏电影。随后邵逸夫问他加入邵氏的条件是什么，邹文怀说：“只有一个条件，整个宣传班子要由我来搭建，就是您本人也没有随便加人的权利。”

  邵逸夫心想这有何难，答应便是。邹文怀便拉上办报的朋友，组建了邵氏的宣发班子。之后的岁月里，这群人为邵氏江山打下了不可动摇根基。但也正是这个口头约定，为日后另一家公司的崛起埋下伏笔。但这都是后线年，“邵氏兄弟”正式开拍电影。邵逸夫前后看了十几个本子，都不满意。那些表现时尚生活的剧情，确实很吸引眼球。但这种东西电懋已经拍得炉火纯青，邵氏要想更进一层，难于上青天。回想当初大哥在上海打江山的路子，最终邵逸夫定了《貂蝉》这部古装剧。当年邵醉翁能杀出重围，靠的就是兜售这种富有传奇和民间色彩的故事，这条路一定走得通。

  剧本有了，谁来导合适呢？必须得说，邵逸夫有一双慧眼，看人十分精准。彼时，学艺术出身的李翰祥先后在几家影业打杂，到了邵氏，拍过一些俗气的作品，始终不被看好。可邵逸夫知道他熟知历史，汉学功底深厚，尤其在美学上有独特的追求，《貂蝉》一剧，非他掌镜不可。于是找来李翰祥说：“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就交给你了，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败电懋。”

  《貂蝉》一经放映，观影盛况空前，连续数月场场爆满。不久后，第五届亚洲影展，《貂蝉》独占鳌头，拿下五个大奖，十年无人知的李翰祥一举成名。借着《貂蝉》的声势，李翰祥又拿着邵逸夫给的50万巨资导演《江山美人》。影片还未拍完，邹文怀就放出大小花絮造势，搞得全港市民翘首以盼。这一次，《江山美人》进入香港最豪华的院线，连外国片都给它让出档期，一个星期就卖了40万，成为当时最卖座的电影。邵氏迅速崛起。

  能做到如此程度，全依赖于邵逸夫敏锐的市场眼光。《貂蝉》属于黄梅调电影，是从民间黄梅戏发展而来。开拍之初，李翰祥觉得黄梅戏不够昆曲美，邵逸夫则坚持道：“昆曲气韵确实独特，但普通老百姓听不懂它的唱腔，这是天然隔膜，黄梅戏则不然，与国语差不多，谁都能听懂。”

  正是依了邵逸夫的建议，李翰祥在黄梅戏基础上加入自己的风格，这才有了风靡一时的黄梅调电影。而在剧本挑选上，邵逸夫从来坚持市民路线，绝不走什么高大上的精英主义。李翰祥有文人气，想拍艺术片，剧本交上去，邵就打回去，明确道：“我开公司是为赚钱，不是搞艺术。”

  想当初，蔡澜在邵氏做监制时，也曾多次表示想做艺术电影。有一次对邵说：“我们也大可不必每一部电影都赚钱，可以拍9部商业片，一部艺术片试试。”邵反问他：“我能赚10部的钱，为何需要亏一部？”

  比起大哥邵醉翁，邵逸夫有着更清晰的商人思维。艺术归艺术，生意归生意。综合当时香港市民的背景和趣味，他很清楚只有拍出好看、有趣的电影才是王道，至于用来阐述现代人精神情况和情感困惑的艺术电影，绝对是小众的。相比之下，电懋的掌门人陆运涛在这件事上，就没那么绝对。

  陆运涛是星马巨富之子，曾留洋多年，一生醉心于文艺。一开始利用家族势力创立电懋之时，就没有太大的商业考虑。陆运涛先是做电影发行，阴差阳错下，将触角深入香港影业，正巧当时遇到一大帮在香港生活的剧作家、导演，逐步开始效仿好莱坞进行制片。当时电懋的剧本审委会中，大多是有家国情怀和文化渊源的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张爱玲。

  可想而知，在挑选剧本这一关上，电懋就不单单是为了简单迎合小市民的审美趣味。那时，由一帮剧作家创作出来的电懋电影，多是出入高级酒店表现男女情感的时尚剧。就小市民看来，那些生活固然充满梦幻感，却离自己熟知的一切太远了。如此一来，邵氏崛起，电懋明显感到了威胁。

  邵氏与电懋之争，是香港乃至中国影史上绕不过去的故事。而在双方短兵相接的过程中，谁也没想到，故事竟然会以死亡来结束。

  邵氏发展到第五年时，已经拍出无数卖座佳片，并在亚展上大出风头。陆运涛见状，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开始亲自抓一个项目，那便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既然你邵氏以拍民间故事为长板，那我也拍一拍，跟你掰掰手腕。那时，李翰祥因为执意要做艺术电影，正被邵逸夫“雪藏”，陆运涛正是瞅准了这个间隙，准备靠《梁祝》打开电懋的口碑，一雪前耻。

  然而，消息很快传到邵氏。邵逸夫一听，什么？这不就是当初邵醉翁横扫上海滩戏院的题材吗？怎么能轮到你电懋来拍？二话不说，叫来李翰祥，一天写完剧本。由于邵氏有自己的影城，一切硬件无需外租，亭台楼阁都是现成的，连夜拍片的速度匪夷所思，不足半月，李翰祥便将影片杀青。

  更绝的是，拍片之前，李翰祥在片场偶遇一个小演员凌波，忽然心生一计，让她来反串男主。邹文怀借此大搞噱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邵氏《梁祝》一上映，引起万人空巷。电懋被打得措手不及。

  经此一役，邵逸夫领悟到两件事，第一是原来一个无名龙套经过训练，也能成为大明星，凌波就是一例。此后，邵氏开始建立南国剧社。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后来邵逸夫主掌TVB，创立“无线演员训练班”。多年后，从这个训练班走出来的一系列演员诸如梁朝伟、刘德华、周星驰、周润发、梁家辉……这些熟悉的名字，几乎撑起了香港娱乐圈的半壁江山。

  抢拍《梁祝》得手后，邵逸夫时刻关注着电懋的拍片计划。得知电懋要拍《红楼梦》，邵逸夫又找李翰祥出马，迅速完成拍摄。电影抢先上映后，其他小公司见有利可图，也拍了好几部。市场流量被收割殆尽，陆运涛再看张爱玲的剧本，觉得电懋再拍已无意义，随即拍摄搁浅。为了《红楼梦》剧本，张爱玲透支了身体，到头来也只能怀着一腔遗憾离开香港。

  随后，邵氏电懋两家展开恶性竞争，对方拍什么，我就拍什么，一连拍了《武则天》《七仙女》《杨贵妃》七个题材，搞得整个电影市场乌烟瘴气。

  1964年3月5日，在港九影剧工会的调解下，两家公司才坐下来“握手言和”，达成“君子协定”，不再抢拍题材，不再挖墙脚，并在某些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上达成合作伙伴关系，一同推动香港电影的发展。

  6月19日夜，亚洲影展开幕，开奖时，电懋与邵氏都在等结果。没想到宣布之前，电懋参展报名男女主角的候选人，居然被降格为男女配角。陆运涛愤怒至极，但为了脸上好看，不给影展闹事，先找人上台代领，再吩咐公司负责人准备退奖通稿。据说，要不是这件事闹得陆运涛焦心，他第二天还会和邵逸夫一样去金门参观，而不是气得乘坐飞机回台北。

  第二天，台中上空，陆运涛及电懋精英搭乘的飞机突遭空难，飞机上57人全部罹难。那一天，还是陆运涛50岁的生日。

  与邵逸夫独掌邵氏一样，陆运涛是电懋的绝对掌权者。他这一死，电懋顿时群龙无首。而在那之前，电懋几乎没怎么盈利。资金雄厚的陆家逐渐就失去了为电懋供血的兴趣。香港唯一能与邵氏抗衡的影业，就此衰落。

  这才只是邵氏兄弟挂牌的第六年。站在清水湾朝远处望去，邵逸夫满心欢喜。他心中那座雄踞东方的造梦工厂，已经打下了牢固的根基。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变成一只体量更大的猛兽，把故事播种到更远的地方。

  而他绝对想不到，就在他以为邵氏将一直稳坐龙头的时候，身后的暗影渐渐从月亮下露出半张脸来，日后会成为邵氏最大的敌手。

  电懋陨落后，再无片厂能威胁到邵氏的地位。此时的李翰祥亦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大导演，拍摄的黄梅调电影成为整个行业的标杆。可惜没多久，邵逸夫最珍视的女演员林黛因情自杀。邵氏折损一员大将，悲痛之余的邵逸夫，渐渐意识到以后邵氏电影还围着黄梅调转的话，总有山穷水尽的一天。

  那时，邵逸夫经常看影评，只见一个叫何观的影评人老是骂邵氏电影不行。邵逸夫就去问何观，你说不行，到底怎么不行？何观说：“你邵氏坐头把交椅，影响香港电影风气，却总是以女星为主，拍一些阴柔的电影，这样下去，香港电影迟早会阴盛阳衰的。”邵问何解，何观说：“让我来拍！”

  1965年，邵氏宣传刊物《南国电影》介绍了正在投拍的七部武侠片，并指出它们与以往武侠电影的区别，要的就是阳刚暴烈、打斗真实，而不是拿一些奇幻镜头来糊弄观众。得到邵逸夫支持的张彻选角儿，也是爱找桀骜不驯、身材健壮的男人，姜大卫和狄龙这两个“能打”的男星从此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选准人后，张彻找倪匡写一篇武侠故事改成剧本，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香港电影的阴柔之风，以《独臂刀》将中国武侠电影带入一个新纪元。

  《独臂刀》上映时，引起全港轰动，最终成为港片历史上首部拿下百万票房的电影，张彻也因此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叫做“张百万”。

  多年以后，一个曾在片场受张彻赏识的小副导演经张老师一番，亲自掌镜后，在张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楼，将男人友情和暴力美学结合发挥到极致，拍了一部更加有名的电影，名字叫做《英雄本色》。

  在邵氏，胡金铨拍出名作《大醉侠》，第一次为中国的武侠片注入了山水意境，将文人美学放在涳濛的电影画卷上。他拍摄的《侠女》不但拿了戛纳的最高技术奖，还影响到后来拿奥斯卡的李安。

  李安曾坦言：“要是没有《大醉侠》，《卧虎藏龙》拍出来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张、胡二人，一个刚劲，一个气韵，直接把中国武侠电影送上了一座新的高峰。但归根究底，这不能离开邵逸夫慧眼识珠。只不过，再厉害的伯乐，也有错失千里马的时候。在1970年，邵逸夫就错过的那个很重要的人，直接引发另一家身单力薄的小公司迅速崛起，成了能和邵氏分庭抗礼的巨头。

  那时，李小龙在好莱坞事业受挫，拿给华纳兄弟的剧本《无音萧》被无情地打了回来。李小龙只好回香港寻找机会。见到邵逸夫后，他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片酬不低于1万美金，二是电影拍摄周期不能超过60天，三是剧本必须由他审核满意才能开拍。”邵逸夫听完呵呵一笑：“那你走吧。”

  我邵氏的头号男星姜大卫才1万港币，你要1万美金，这怎会是？而且邵逸夫向来大权独握，基本上不会把制片权释放给演员，你姓李的凭什么就能插一腿？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拒绝李小龙不久，嘉禾就跑到美国去请神了。

  作为老派商人，邵向来不擅长分享。再大的导演，再有名气的演员，本质上都是为邵氏打工，无非是钱多钱少的问题。电影上映，从来拿不到分红，更别提持有邵氏的股份。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邹文怀都想将邵氏推行成为“独立制片人拍摄制度”，让公司与导演、演员的雇佣关系，变成合作伙伴关系，一起承担风险，一同分享收益。连文艺片都不会砸钱的邵逸夫听了，不为所动。

  别说什么导演，当时邹文怀已是邵的左膀右臂，公司的二号人物，照样是拿薪水没股份。拿导演张彻的话说，邵氏事无巨细，无不先通过邹文怀，公司里任何职位，都不能体现他的实权。然而这一等人才、二号人物，拿的却是普通薪水，而且一干就是13年。如果说钱能忍，那大权旁落，便不能忍了。干到第十三年时，邵逸夫令亲信方逸华进入管理层，掌管财务，一步步拆解了邹文怀手中的实权。加之邵有心进军电视业，邹便打算自立门户。

  多年后，连邹文怀自己都感叹：“四十年前，如果有人跟我说我会跟邵老六成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我一定觉得那个人在发神经。”

  就这样，邹文怀一边上班，一边说服自己的帮手离开邵氏，甚至暗中敲定了《独臂刀》的男主角王羽。正如在他踌躇不决时，张彻写给他的那句话：

  1970年，“邵氏”双十酒会。当着在场记者的面，邹文怀突然宣布，自己已辞去职务，创办公司“嘉禾”。据说“嘉禾”的名字是胡金铨帮忙起的。想必胡大导演预料不到，多年后，这两个字会随着盗版碟进入内地录像厅，成为80、90年代大陆人关于香港电影最深刻的记忆。相比之下，他们对邵氏电影反而不那么亲切。一提及“港片”，大家都会想起片头那熟悉的发出“登登登登”声响的四块金。

  邹文怀要走，邵逸夫自知是留不住。令邵逸夫感到气愤的是，这小子走的时候，居然挖走了邵氏许多人才，甚至私下和王羽串通，很快嘉禾就与日本合作拍摄了电影《独臂刀大战盲侠》。这显然触碰到了邵氏的利益。

  拿今日的话说，“独臂刀”是邵氏独有的IP，岂是你嘉禾想拍就拍的？邵逸夫二话不说，一纸公文将嘉禾告上法庭。双方对簿公堂，掰扯了整整一年，最终以嘉禾败诉收场。这对以200万港币起家的嘉禾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

  得知邵氏放走李小龙，邹文怀立马派人前去商议，开出7500美元的片酬，愿满足他的一切制作要求。随后，李小龙回到香港，拍摄了开启香港功夫电影新纪元的《唐山大兄》，创下香港开埠以来最高票房纪录。濒临绝境的嘉禾一夜间起死回生。《唐山大兄》还没拍完时，李小龙就找到当初写《独臂刀》的倪匡，要他再写一个同样厉害的剧本。一天，倪匡翻报纸，突然翻到与霍元甲徒弟有关的事，脑子灵光一闪，就捏造了一个叫“陈真”的人物。

  紧接着，李小龙主演《精武门》，声势根本挡不住，再次打破票房纪录，20万的成本拿到440万的票房。两部片子拍完，李小龙不但拿到了片酬，还能得到票房利润的分红，自然愿意继续跟嘉禾合作。只是这一次，李小龙的胃口更大，他要自编自导自演，全方位地打造属于自身个人的作品。

  这要是放在邵氏，邵逸夫估计听得大牙都笑掉了。邹文怀一听，却说：“这事儿简单，不如我们在美国合资一个企业，你的电影从拍摄到发行都由它来负责，你来主导公司，最后赚钱，大家一起分！”

  这件事的格局上，邹显然略高邵氏一筹。与腕儿们一起开卫星公司，而非邵氏一言堂，才能为电影创作拓展无限可能。自李小龙始，后来嘉禾还跟洪金宝成立“宝禾”，支持成龙成立“威禾”，与徐克的“电影工作室”陈可辛的“UFO”深度合作，除了片酬和制作费，票房最高能够达到五五分账，在数家公司之间建立起演员、导演、资金的深度联系网，大家平等互利、共谋发展，这才有了后来香港电影真正的黄金时代，有了我们正真看到的无数经典。

  所以说，幸亏有邹文怀站出来开拓了制片制度，使嘉禾能够撼动邵氏的霸主地位，才有之后港片的绚烂多姿。常有人说邹文怀高瞻远瞩，是教父级的人物，要不是他懂得分享，香港电影不会有那么蓬勃的发展。

  制度上的弹性，确实有利于创作。若没有邹文怀的支持，李小龙恐怕也不会那么容易名扬四海。大权在握后，李小龙自导自演《猛龙过江》和《龙争虎斗》，不但再次打破《精武门》的票房，还把影响力延伸到东南亚乃至美国。凭借一己之力，李小龙独自把中国功夫片带到了一个新境界，此后，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每个街区每家武馆，无人不知李小龙的大名。

  然而世事无常，1973年7月20日，邹文怀和李小龙在丁佩家中讨论剧本，李小龙忽然说头疼，便去卧房休息。邹文怀离开后不放心，打电话到丁佩家中。等丁佩去卧房查看时，李小龙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李小龙横扫影坛时，邵氏如临大敌。邵逸夫赶紧请李翰祥出马，拍了《大军阀》《一乐也》这样的风月喜剧，但怎么也挡不住李小龙的拳头。在《大军阀》中，有个叫许冠文的演员，李去世后，他把自己的剧本《鬼马双星》拿给邵逸夫看，希望能分账拍片，邵逸夫怎会是答应？许冠文扭头就找到了邹文怀。邹文怀当即决定由嘉禾出资，协助许冠文成立公司。

  结果，《鬼马双星》票房高达625万元，打破了李小龙生前所有电影在香港的票房纪录。此后，嘉禾就有了与邵氏正面对抗的资本。全香港有才华的导演都知道，只要转投嘉禾，拍出杰作，就能名利双收赚大钱。

  许冠文之后，洪金宝、吴宇森、成龙等各路大牌纷纷加入。待到这时，邵氏一家独大的格局彻底被嘉禾粉碎，港片迎来百家争鸣的时代。

  多年后，邵逸夫懊悔，当初不该放走李小龙和许冠文，否则哪儿来什么嘉禾？香港电影的历史，也将会被改写。可就事实来看，邵的经营理念，并没有留住二人的说服力。就拿后来他入主TVB的情形来看，依旧是把邵氏理念带入无线，对艺人、导演严加管控，你要不服，那我就“雪藏”你，刘德华、蓝洁瑛和后来靠《西游记》大红的张卫健，都中过雪藏的招。

  沿着时间的坡路往回看，邵氏电影之所以逐渐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邵逸夫“一手遮天”式的经营观念。实际上，自黄梅调电影开始，李翰祥就多次想离开邵氏，以获得更加开放的创作环境。当初胡金铨在邵氏拍山水武侠不受重视，拿只有36场戏的剧本给邵逸夫看，邵不信36场戏能拍成一部电影，让胡金铨滚蛋。胡一怒之下去了台湾，拍出《龙门客栈》，一下子就成了经典。

  从创作起，到收益止，邵逸夫希望一切都以公司为主导。长此以往，导演、演员和公司之间，自然会产生裂隙。邵逸夫向往好莱坞那座巨大的“造梦之城”，却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管理体制，走向国际的梦，注定是没办法实现的。

  那些年，邵氏也曾有心向海外扩张，与外国合作拍摄电影。某一些程度上，它确实影响过世界影坛。比如一个叫昆汀·塔伦蒂诺的人，就对邵氏片分外狂迷，还专门在《杀死比尔》中致敬。而纵观世界影史，邵氏还干过一件很靠谱事，就是投资《银翼杀手》。虽然当时票房亏得一塌糊涂，口碑低到令人发指，多年以后，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却成为了世界科幻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2017年10月，《银翼杀手2049》上映。而这时，“邵氏电影”四个字，早就化作中国影史中一个蒙了些许灰尘的旧梦。

  随着香港经济起飞，从大陆迁徙而来的居民老去，新生代逐渐建立起“香港人”的心态。邵氏电影那些民间、传统的故事，彻底不吃香了。试想一下，假若陆运涛没死，电懋的时尚电影撑到70年代，香港电影会是怎样一番景况。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后来我们记得的许多港片、港星，都产自嘉禾。

  1974年，吴宇森加入嘉禾，1979年，成龙加入嘉禾，一上台就靠《师弟出马》把票房纪录提高到了1000万港币。之后，《A计划》《警察故事》相继问世，这个给李小龙跑龙套的人，成了继李小龙之后最有名的动作巨星。

  浪潮更迭，邵逸夫见大势已去，在接手了TVB的同时，邵氏电影逐年减产。1986年，寄托了邵逸夫无数畅想的清水湾片场，已经变成了无线拍电视剧的主要场所。在整个香港电影进入一个新纪元，各种资本大量涌入的时候，“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正式公开宣布停产，一代霸主，就此隐匿于江湖。

  纵观这半生风雨，邵逸夫算是铸就了香港乃至中国电影史上难以复制的光辉。甚至可以说，在某个时间点上，邵氏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张彻在《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中提到，邵逸夫一天至少工作14个小时，连劳斯莱斯都改造成工作室，每天要看6部以上的电影，恐怕是全世界看电影最多的人。也正因为如此，邵氏才能留下1000多部作品，达成其他公司无法企及的兴盛。

  从上海滩起家，到悬命南洋，再到辗转香港从寸步难行走到独霸一方，邵家兄弟数次易权，历三人而成霸业，这本身就是传奇。虽然在时间的洪流中，邵氏一族的电影事业难逃衰落的命运。但它曾经的辉煌，依然值得被仰望。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各路英豪都争相进入市场，香港的票房纪录也是一次又一次被刷新。80年代，新艺城、德宝相继出现，嘉禾虽然贡献了一大票经典电影，但实际上大体呈现的是三足鼎立之势。等到90年代，更是群雄并起。随着港片市场与影响力慢慢的变大，无论导演还是演员、武指，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文隽4天就写一个剧本，周星驰每天工作16个小时之后，明星们的片酬更是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同时，这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待到1993年，香港电影迎来了最后一个高峰。这一年，徐克拍出《青蛇》，程小东拍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周星驰出演《唐伯虎点秋香》，成龙出演《城市猎人》，李连杰继续“黄飞鸿”，远远看去，一片盛景。谁能料到，很快，因为拍片政策和投资环境，香港先后失去了台湾、东南亚和部分内地市场。不足四年，整个行业每况愈下，时至1997年，嘉禾已经是债务缠身。

  1998年，嘉禾的斧山道片场被政府收回。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彻底结束。虽然日后寰亚拍出了港片绝响《无间道》，那也只是片刻回魂。2003年，成龙离开嘉禾，与杨受成联手创立英皇电影。港人北上，香港失落。

  2007年，邹文怀将手中持有的股份卖给内地的橙天娱乐，公司更名“橙天嘉禾”。

  据说2011接受媒体采访时，垂垂老矣的邹文怀一度感叹道：“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一定能重振香港电影。”

  两个多月前，2018年11月2日，邹文怀在香港去世。在港片几乎成为前尘往事后，这突如其来的告别，仿佛是给一套早就不再光鲜的家具覆上一层罩子——终于是再也不会发光了。

  至此，所有的争斗、纠葛，每一个被创造又被抛下的孤独的时刻，都走向了同一个结局。

  沿途回望，那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1958年，“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在香港正式挂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瞬就是一个甲子。回头看去，雄图霸业、情仇恩怨，也不过就是一片浮云，风起而聚，风吹又散。

  当年，张爱玲在文学评论《红楼梦魇》的《红楼梦未完》中写道：“人生有三恨，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时隔多年，再看邵氏沉浮、嘉禾兴衰，也恍若一场旧梦。所好的是，这梦不单单有遗恨，也有情怀、有幻想、有希望。无论是造梦的人，还是观梦的人，都付出过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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