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怀巨款的冤案受害者们：逃得过错判逃不过量身定做的骗局

时间: 2024-08-28 22:01:04 |   作者: 拉链头配件

  27年牢狱生涯，打断了原本平稳的人生，和社会脱节之后，张玉环不仅要尽力修补生活，还需要面对无数暗流汹涌的诱惑和危险。

  巨额国家赔偿金，加上对外界长期的信息滞后，让张玉环们成为骗局最理想的目标，而迫切得到社会认可、获得成功的愿望，也推动着这些人往火坑深处迈进。

  这些被冤案改变命运的个人和家庭，经历了含冤入狱、刑讯逼供、妻离子散，走出监狱的高墙，等待他们的不仅有新生，也有坠落。

  2016年9月22日，电影《无罪》在新疆首映，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原型，是“5·18奸杀案”中枉遭十年牢狱之灾的张高平和侄子张辉，电影上映的时候，他们已被无罪释放三年多，生活看起来波澜不惊。

  张高平显得很释然，“别人说要不出事，说不定你现在也发达了，我说那不好说，说不定我开车出车祸死了呢。别假如，我现在舒服得很。”

  相比叔叔的乐观，年轻10岁的张辉有点愤懑：“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点吧，放在谁身上都是这样。要不是这个事情我的孩子现在都十几岁了，（但）现在等女儿成年我都快60岁了。人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失去了自由还有什么呢？”

  2003年，张高平受人之托在一趟从安徽歙县到上海的运输中捎带一名女子去杭州。后来，这名女子遭遇不测，被人发现赤身裸体被抛尸于水沟之中。张氏叔侄子成了嫌疑人。一入高墙，就是10年。

  10年后，经过检察官、律师、媒体及相关方面的多方推动，张氏叔侄俩终被无罪释放，分别获得110余万元的国家赔偿。经历过相亲被歧视的现实打击，叔侄俩各自买了一辆宝马，从杭州一路开到安徽。

  为了庆贺叔侄俩回家，亲属和朋友给张家送了几万块的烟花爆竹，张家连续三天宴请宾客，放了三天鞭炮烟花，门口红红的鞭炮纸堆积了厚厚一层。蹲着吃了10年饭，突然坐下吃饭，他们反而有些不习惯了。

  那场平白无故的牢狱之灾到来时，张高平的两个女儿分别是12岁和9岁，再娶的妻子也有了4个月的身孕。他原来把成绩好的大女儿送去城里读书希望她将来有出息，从高墙出来后，他的两个女儿都因为贫穷辍学多年，在工厂打工。

  当年，判决书下达以后，二婚的妻子就来监狱张高平签字离婚，孩子也没了。他说，“给小孩织了一半的毛衣就扔在我房子里的地上”。

  2003年，那年张辉27岁，正准备年底和女朋友结婚。出事后，女朋友与他再无联系。回到家，朋友开车带他出去玩，他说，已经完全不认路了，“变化太大了”，偶尔他会感叹一句自己10年的青春没有了。脱离社会太久，他自嘲已经落伍、被社会淘汰了。

  张高平的哥哥、张辉的爸爸张高发，这些年为了替弟弟和儿子伸冤，到处递资料。这些年家里的钱都花到申诉上，家里简陋破败，10年来没添置一件家具。村里人几乎都盖了新房，而张辉回到家时，家里跟10年前没什么变化。

  电影《无罪》在新疆首映的时候，张高平51岁，严重谢顶。他说，“都是在坐牢的时候愁的、气的。那时候气得脑门筋一直是鼓起来的，很高。”想当年，张高平也追求潮流，在旧照片里，他头发浓密、穿着白衬衫西裤皮鞋，神清气爽。

  已经退休的检察官张彪和代理律师朱明勇受邀出席了电影《无罪》的首映礼，观看时张彪感动得五度落泪，他说：“我知道被冤枉的感觉特别痛苦。这种痛苦感，终生难忘。”

  为了张氏叔侄的案子，张彪曾夜不能寐，并亲自前往杭州重走张氏叔侄案发当晚走过的线路。

  在张彪推动案件重审的同时，张高发一直尝试联系上律师朱明勇。曾经代理过另一起冤案的朱明勇表示，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本来就是很简单的案子，2004年DNA检测结果不符，找到证据，排除他们就可以了。”

  无罪释放后，浙江省高院的领导给张家打电话道歉，谈到赔偿的事，张高发底气十足地说：“赔偿该多少是多少，别认为我们安徽人穷想多要钱。但要把当年害过我们的人抓起来惩罚。”

  跟张高平一样，出来后张辉抽烟抽得很凶，“现在每天要抽掉一包多烟，没事干抽得就多”。

  如今张辉干不了体力活，那是审讯时落下的病根。每到阴天下雨时，张辉就会腰疼，身体的疼痛，提醒着他过往那段经历。

  1996年，福建省一名13岁男孩被绑架后杀害，黄兴、林立峰、陈夏影3人被认定为嫌疑人。案发后13天，公安宣称案子已破，但审理却用了10年。

  通过民间洗冤计划“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提供的法律援助，2015年5月11日，案件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黄兴、林立峰、陈夏影被宣告无罪。

  进去时，三个人，出来时，只有陈夏影和黄兴两人——林立峰在2008年在狱中患直肠癌去世。

  跟张氏叔侄一样，这段无妄之灾让他们精神压力很大，严重脱发，以及习惯了凶猛地抽烟。19年前，陈夏影被关时满头黑发，被宣布无罪释放时，他已经严重秃顶，面容憔悴。

  最让陈夏影感觉筋疲力竭的不是身体上受到的刑讯逼供，而是精神上的煎熬。2006年终审被定罪后，陈夏影一度想自杀寻求解脱，他说绝望时，觉得死亡是一种诱惑。

  这个案子折腾了19年，他们和家人也经历了19年的精神折磨。黄兴被释放后依然认为，“脚一步没迈进家门口，就不敢相信重获自由。”

  走进高墙的时候，陈夏影17岁，再走出来，已经36岁。从17岁穿越到36岁，他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家人和朋友。时代在变、村庄在变、家人在变，只有他，心理上还停留在被送进监狱那一年。

  微信对于他来说，像个来自未来世界的新鲜事物。“脱节”，这个他们在监狱时经常听到的词，不管愿不愿意承认，都是重获自由的人第一道坎。

  黄兴对“脱节”的感受尤为深刻。在监狱里，他依靠几块钱一包的廉价卷烟排解情绪，被释放以后，他依然沉默寡言，只是不断问旁人要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半天时间，抽掉两包烟。

  堂姐黄青记得，堂弟入狱前是个机灵又自信的人，如今眼神黯淡无光。再见到母亲那天，一声“妈妈”卡在喉咙里滚动了好几秒，细微声响才从唇间发出。回家后，黄兴还是感觉无所适从，在监狱讲了19年的普通话，福清方言反而说不利索了，与家人相处话也不多。

  在同龄人身上，更能感受到高墙内外19年的鸿沟。时间的流动，拉大了人生经历、财富积累、社会地位的差距。

  回家后，黄兴参加了一场聚会，都是当年一起“混社会”的朋友，如今他们都成了身家不菲的老板，开着奔驰、宝马来去，话题三句不离生意。黄兴感觉，跟他们已“聊不到一起了”。

  只有与曾经的狱友聊天，他才可以找到了话题和共鸣，“一个大男人，现在不敢独自出门，怕走丢了……你呢？”

  不适应导致黄兴的情绪和身体都出现异常，开始连续失眠，他去药店买了两盒镇定催眠药物，一天四粒。

  陈夏影则不愿给自己下“脱节”的定义。在父母与记者面前，他努力呈现积极自信的一面：与人相处平和自信、谈吐得体，不时蹦出诸如“穿越”、“无语”、“正能量”、等网红词汇。

  被宣判无罪后，陈夏影决定戒烟，还给家里来了个大扫除，把过去监狱里的衣服鞋子全部扔掉。他说，“我个人觉得，对社会变化接受不了的才是脱节，但我在心理上是可接受这些的，只是在生活中，需要慢慢去适应。”

  从监狱回家那天，按照习俗要回乡祭祖。午后的乡道静寂无人，有那么一瞬间，陈夏影恍惚觉得“被整个社会遗弃了”。

  2020年1月13日，被羁押十五年的张志超，终于获得久违的自由。出狱七天后，他坐在枣庄高铁站候车大厅里，发现四周的人们都低着头看手机，心里忍不住疑惑，“是别人太奇怪还是自己太奇怪？”

  火车终于到站，张志超启程离开让自己蒙冤15年的伤心地，打算和母亲一起前往苏州，重启人生。

  转折发生在2005年1月10日清晨，山东省临沭县第二中学，一名高姓女生离奇失踪，最先发现遗体的张志超和同桌王广超，随后被认定为嫌疑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3年。

  入狱六年后，张志超在与母亲马玉萍会见时突然开口，说自己是受到刑讯逼供才认下了不存在的罪，他求母亲，帮忙找律师申诉。

  在给儿子翻案伸冤的九年里，每当遇到快要跨不过去的坎，马玉萍都会想到那一天，想到自己儿子从16岁起被中断的人生，“所有的艰难，比起儿子被冤，都不值得一提。”

  与世隔绝的15年，刻在这个家庭身上的凿痕，深可见骨。张志超从曾经爱笑的200多斤的小胖子，变成了瘦削、沉默的中年人，在他蒙冤的日子里，父亲、爷爷、奶奶、姥姥相继辞世，风雨飘摇的家，只剩下母亲和姥爷支撑着，等他归来。

  归来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家里的长辈上坟，亲口告诉他们，“你的孩子没有犯罪”。

  从法院门口走出来时，张志超抬头看了很久，“原来天能这么宽广”——监狱里的时光，头顶挤满监房和电网，天空只剩下很小一块。

  三个月后，张志超在苏州开起一家卖T恤的淘宝店，店名叫“FootLoose” ，字面意思是“甩掉脚铐”，也可以翻译为“自由自在”。他曾经在山东淄博鲁中监狱，由300多台缝纫机组成的流水线上踩了十几年缝纫机，甚至负责过最复杂的袖子拼接和拉链拼接工艺。

  但淘宝店的进展十分缓慢，从注册到寻找货源选厂，每一步都让这个与社会脱节的男人感到无所适从。有次张志超躺在床上打开淘宝，浏览和“T恤”有关的上千家店铺，越往下翻销量越少，让他忍不住焦虑起来：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决定找一间T恤厂实地看看货，才一出门就陷入了困境。张志超骑着车，看到路口就手忙脚乱，不小心跟着前车闯了红灯。即使家人提前替他查好路线，他也因为不知道要点“开始导航”才会有语音提示，在开着导航的情况下走错了路。

  好不容易站到工厂门口，在附近溜达一圈后，又原路返回了——他还是不敢跟陌生人说话，更不想和老板交涉布料的问题。

  几个月的时间，张志超依然没能完全适应外面的世界。看手机只要超过一个小时，眼睛就开始红肿，疼痛，巨量的信息也会搅得他头昏脑胀，生活里和人沟通交流，也显露出过度的谨慎，一开口总是“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了”。

  曾经一起遭受牢狱之灾的王广超，觉得老同学的创业计划不太现实，“不如学个开车之类的手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被当作“共犯”进过看守所以后，王广超以“戴罪之身”离开了校园，他在宁波开过几年货车，又去深圳做了一年房产中介，因为存不下钱，只好回宁波重操旧业直到现在。

  沉冤得雪那晚，两人在宾馆聊到深夜。临睡前，王广超没敢关灯——他知道监狱里都是开着灯睡，怕张志超不习惯。

  2020年6月1日，张志超正式申请国家赔偿，金额为788.9万余元，包括5449天的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8万余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600万元。除了赔偿以外，他还要求原办案机关通过《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赔礼道歉。

  律师搬出刘忠林、赵作海等前例作为警示，张志超没听说过这两个名字，上网查过以后，他告诉律师自己会加倍小心，赔偿金如果拿到手，全都会交到母亲马玉萍那保管。

  几乎是从上个世纪空降而来的他，觉得眼前的每一步都束手束脚，他说，以后只有生活，没有“新”。

  1990年10月，吉林省东辽县凌云乡会民村在清理河道时挖出一具女尸，时年22岁的刘忠林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

  故意杀人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宣判时被告席上的刘忠林话都说不利索，光顾着哭。

  那是农历腊月，用去接他的表姐王焕珍的话说，一个“寒风直往人心里钻”的下午。在长春的监狱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她终于看到那张熟悉的圆脸。

  26年别离，让她没办法把眼前的人和自己记忆里的弟弟对上号，小心问了一句“你是刘忠林？”

  眼泪突然就冲出来了，王焕珍拉着表弟到车里，从内衣内裤到棉袄棉裤都换上新的。刘忠林看着姐姐抹着眼泪，一颗一颗系着他身上的扣子，笨拙地安慰她，“姐你别哭，人都出来了，哭啥？”

  他还想把监狱里新发的翻毛大头皮鞋留下，但王焕珍不准，“这里的东西一件都别带出去”。

  与入狱时那个憨厚的小胖子不同，出狱时的刘忠林，身上满是伤痕。右脚大脚趾被截肢，十根手指指甲破碎，指尖肿着，血痂中偶尔会渗出血来，吃饭只能用食指和大拇指指肚勉强捏住筷子。

  曾经，刘忠林只是个小学辍学后就依靠种地为生的农民，自从18岁那年父母双亡，唯一的亲哥哥外出务工以后和家里彻底没了联系，他越发寡言少语，独居时除了种地就是上山捡拾柴火，很少与人往来。

  在监狱里的日子，12个人的监房里，刘忠林只和一个自称有冤在身的人说话——他不屑于搭理那些罪有应得的人，因为“没有共同语言”。自恃无罪，刘忠林拒绝参与织毛衣、做门窗框等劳动，又为此挨了不少打。

  最好的年华都在牢狱中度过，他迫切地渴望一个家，“要没（被冤枉）这事儿，我孩子也应该挺大的了，现在，弄得我挺寂寞的。”

  重获清白后，刘忠林开始托亲戚帮忙相亲，终于在2018年末，认识了比他小22岁，离异后带着一个孩子的周晓。

  他说周晓朴实、不谈钱，是个真心实意、踏实过日子的人。相处短短半月，因为对方一句“我会给你生个孩子”，刘忠林决定结婚。

  在对方要求下，刘忠林答应了先给她买房、再领证的要求，同一时间，他也终于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

  2019年1月7日，辽源市中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刘忠林获赔460万元，创下当时同类案件的最高数额。

  刘忠林用45万多元给周晓买房，领证以后又拿出28万多元，买了一辆奔驰轿车。在微信聊天中，他一遍遍展示着结婚证，重复着那句：“有后了”。

  结婚照上，刘忠林身着浅蓝的套装站在周晓身侧，周晓一袭浅蓝色碎花婚纱，乖巧地把头歪向刘忠林一侧，两人眉目弯弯，眼角含笑。

  半年之后，刘忠林渐渐觉得妻子是为钱而来。被收在卧室的衣柜里的结婚照，也成了扎在他心里的刺，“早就想撇了，没顾得上。”

  那时刘忠林花了几万块加盟了一家连锁食品店，营业范围包括烧烤、烤肉拌饭、脆皮鸡饭等等。店里贴着灰色砖石图案的墙纸，以及“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恩现在奋斗的自己”等励志标语，土黄色地板上有7、8张桌子，最多可以容纳二十多位客人。

  在他的计划里，自己会和妻子一起把店经营得红红火火，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

  但周晓的表现并不理想，隔三差五就回家，不操心店里的事务，干得活多了，还让刘忠林给她“开工资”。

  刘忠林一个人实在照看不过来，只能在一个月后把店面盘了出去，他说在这段日子里，妻子周晓“就和变了一个人似的”。

  表姐王焕珍对这两夫妻的矛盾也有耳闻：周晓总向刘忠林伸手要钱，如果不给，就吵架、摔东西，两人曾多次闹离婚。

  8月7日，刘忠林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他把银行流水打印出来，妻子的支出款项被特意标记：刘忠林曾花近3万元买钻戒，给周晓转账15万元作她孩子的抚养费，周晓还曾瞒着他，用他的银行卡给自己的亲戚打了1万元。

  9月3日凌晨三点，离婚官司即将开庭，刘忠林给姐姐王焕珍打了电话：“二姐，明天你来吗？”

  王焕珍答应了，她坐在法院旁听席上，看着刘忠林和律师的背影，像是为他撑腰。

  刘忠林此前向辽源市西安区法院申请的财产保全被准许，法院将刘忠林曾赠予小范的房产、奔驰轿车、15万元存款予以查封。他后来算了算自己的国家赔偿款，除去买房买车等花销、再还上姐夫这些年为自己申冤的费用，460万已经没了一半。

  店没开起来，和妻子又对簿公堂，对于未来他越发失望，“我都五十了，还能活几年？还能干啥呢？”

  比起一心守住赔偿款，“不能让任何人盯住这笔钱”的刘忠林，年近七旬的赵作海还在期待着钱能生钱。

  赵作海的冤案，充满了戏剧性。1999年5月，赵楼村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名尸体，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被刑拘，之后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1年后，“被害人”因患病无钱医治突然归来，这起故意杀人案也启动再审程序。

  2010年5月4日，万念俱灰的他突然被河南省第一监狱领导提出来问话，“你犯的啥罪？”

  “你杀个屁。”监狱领导这一声吼把赵作海吓出泪来，这眼泪很快带上了别的意味，他从监狱领导嘴里得到一个不敢相信的消息，“那个人（‘被杀者’赵振晌）回来了。”

  2010年5月8日，河南省法院召开审委会，认为赵作海故意杀人案是一起明显的错案。13日上午，河南省高院宣布：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计65万元。

  拿到赔偿金给了堂叔3000元、妹夫5000元以后，他和所有的亲戚都断了来往，“他们都找我借钱，不借就会得罪他们”。

  这笔“拿命换来的挨打钱”，既让赵作海谨慎，也激发起贪婪——他开始沉迷于”资本运作“的游戏。

  2011年，在给大儿子花费10万操办婚礼，又被对方私自取走14万后，赵作海决定离开老家，和新婚妻子李素兰前往贺兰县淘金。他看中的项目有两个，分别是“西部大开发扶贫项目”和“”，他不知道，真正的早已经在四年前破产。

  寄托着这老两口致富希望的18万，血本无归。骗局被揭穿以后，李素兰犹自不肯相信，她把责任怪到媒体的报导不够正能量上，“我们就是被记者报道了负能量，在贺兰县投资的十几万才一毛都没有回来。”

  返回河南以后，赵作海试过开旅馆，因为毫无经营经验，不到一年就亏了4万，只能赶快喊停。担心这个老人失去收入来源，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帮他安排了一份环卫工的工作，每天扫150米的地，能够得到1200元稳定的月收入。

  但“发财”的机会，又让赵作海心动了。2014年，赵作海决定入局P2P行业，他把剩余的赔偿款和这些年攒下的辛苦钱，总共近40万，全部投入了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管理公司说，每月能给他们2%的收益，也就是固定获息8000元。

  结果同年11月，此公司的负责人就突然跑路，赵作海的本金打了水漂。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和脑梗塞的他，受不住刺激病倒了，躺在病床上老泪纵横：“我一千个一万个也没想到，国家赔我11年冤狱的钱，会是这样的结果。”

  欲壑终归难平。离开医院以后，赵作海马不停蹄，又在妻子引领下奔入保健品这块热土，家里面堆起各类瓶瓶罐罐。

  即使赔偿金已经所剩无几，老两口的月收入加起来堪堪3000，但在“投资”这方面，赵作海还是一如既往的阔绰：1068元的保健鞋、1400块一盒的发酵饮品、一万多块的保健床垫，说买就买，毫不手软。

  但在生活的别的方面，他们又十分节俭。赵作海和李素兰租住在河南商丘市区，但买菜却在城郊近一个小时车程外的清凉寺菜市场，每天早上6点，赵作海都要先骑着60元买来的二自行车到公交站，再转乘公交赶过去，只为了买到便宜些的菜。

  除了买菜，大多数时候赵作海舍不得坐公交，“老人每个月只能免费乘坐60次”。

  看着把国家赔偿金挥霍一空，生活越发窘迫的这对老人，河南商丘法院的领导不止一次劝过他们，“跟不上形势了，啥也别弄了。”

  对世界缺乏了解、手里有钱，又渴望一夜致富，在长期蒙冤之后突然踏入社会，又身怀巨款的人们，完美符合“人傻钱多”的标准，简直是庞氏骗局的最佳猎物。

  别说在入狱前只是个普通农民的赵作海，就连出生书香门第，在监狱里始终没停止阅读，借助马云、史玉柱、牛根生、俞敏洪等人的传记故事了解外界的陈满，也在相似的骗局里翻了车。

  陈满曾经是“国内已知被关押最久的冤狱犯”，2016年2月，结束23年冤狱生活的他满心成功的渴望，买了电脑和智能手机，又购入刘强东的《创京东》、王健林的《万达哲学》、马云的《我的世界永不言败》、《马云的局》、《企业家杂志》等书，打算在崭新的社会里大展拳脚。

  陈满从275万国家赔偿金里，拿出了100多万投资维卡币，没多久，维卡币就被列进350个资金传销组织名单，陈满也悄然从亲友们的视线里消失。

  他身边的朋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陈满被骗表现得毫不意外，他说根据陈满对事情的处理，对社会的认知程度，就算不是维卡币，陈满早晚也会上当，“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2020年8月9日，张玉环又一次面对媒体发声，这一次，是为了回应网友们对他会拿多少赔偿金的猜测。

  “我也不清楚到底能拿到多少国家赔偿金。即使给我一千万，能换回我27年的青春年华吗？这件事搞得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即使已经与前妻宋小女离婚，但他还是希望，对方能生活得更好一点。他说，在未来拿到国家赔偿金后，会考虑给为自己奔走多年的前妻一些物质补偿。

  而在牢狱之外，等待二十多年的宋小女，对这笔钱并没有表现出兴趣，“来日张玉环拿到赔偿，我不会要一分钱”。

  27年山河流转，重获自由之后，张玉环的生活才刚刚重新开始，但等待着他的世界，早已与记忆中不同。